发生于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，是中国史上知名的以少胜多战役，也是三国鼎立格局的奠基之战。对于这场战役的史料记载，却充满矛盾与争议，如同一出历史“罗生门”。曹操自称“孤烧船自退”，《江表传》则说吴军“烧尽北船”，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载“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，初一交战，公军败退”，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则记“公至赤壁，与备战，不利。于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军还”。 面对这些相互抵牾的史料，历史作家谭木声并未简单采信某一种说法，而是通过对读诸家记载，结合现代医学史研究成果，在《定三分：四夺荆州与中古地缘重构》一书中，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解释：大规模疫病对曹军战斗力的毁灭性打击，才是曹军战败的核心因素。 据该书研究，东汉末年气候异常，自然灾害频发，传染病肆虐。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中描绘当时惨状：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，或举族而丧者。”这种疫病环境为赤壁战场上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 关于曹军所患的具体疾病，谭木声综合考证了血吸虫病说、伤寒说和疟疾说等主要假说，认为血吸虫病说最为可信。该书的论证逻辑清晰而令人信服：曹军主体为北方将士，短时间内从非疫区进入血吸虫病疫区，对血吸虫基本没有免疫力，一旦感染，相当大一部分会表现出急性血吸虫病的症状——高热不退、腹泻拉血、日益消瘦、卧床不起，基本丧失战斗力。而吴军和刘军将士或生长于疫区，或早已进入疫区，已具备免疫力，即便感染也主要表现为慢性症状，战斗力基本不受影响。 这一判断并非纯理论推测。谭木声引用了当代军事史的实例加以佐证：第三野战军九兵团两个军长期在山东作战，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后在苏南、浙西一带训练，当年秋天半数以上指战员感染急性血吸虫病，两三万人病倒，“大便拉脓拉血，高热不退，日益消瘦，卧床不起。”这一近代案例与1700年前的赤壁之战惊人相似，从事实上说明了疫病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战局。 以下内容节选自《定三分：四夺荆州与中古地缘重构》，较原文略有删节修改。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。 《定三分：四夺荆州与中古地缘重构》 作者：谭木声 版本：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8月 赤壁之战除了事件本身是一个罗生门外，还有诸多的疑点，也都构成千古谜案：赤壁到底在哪里？曹操抢得江陵不过九月，为什么要拖到冬天才东下？冬天盛行西北风，为什么会突然刮起东南风？曹操是不是不懂火攻，才会锁上舰船，让黄盖得手？除了沿长江而下，曹操有没有别的进攻路径？瘟疫到底是不是打败曹军的真正元凶？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疑点一直被后人讨论。赤壁之战之所以是说不清的罗生门，和这诸多疑点也分不开。 我在这里试图逐一剖析以上诸疑点，完成这项工作后，我们会得到真相吗？ 不管是不是战局胜负的决定因素，当事三方的记录中都多次提到战前曹军中就已弥漫着某种瘟疫。 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说： 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，初一交战，公军败退，引次江北。 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说： 公至赤壁，与备战，不利。于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军还。 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说： 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，追到南郡，时又疾疫，北军多死，曹公引归。 曹操本人也在给孙权的信中提到这一点：赤壁之役，值有疾病，孤烧船自退，横使周瑜虚获此名。 根据竺可桢、方修琦等气候学者的研究，欧亚大陆在东汉末年进入寒冷期，气候的异常导致自然灾害频发，农作物歉收。随之而起的饥荒带来大面积的人口死亡，死者无暇掩埋，生者缺乏抵抗力，便很容易暴发瘟疫。大饥荒还冲击社会秩序，不管是政府镇压流民还是地方势力反叛朝廷，动荡带来持续的战争，而人员密集的军队本身即传染病天然的温床。“东汉末年是传染病猖獗的时代，从汉冲帝永憙元年（145）至建安二十二年（217），七十余年间全国大的疾疫就出现过十次”。这样的伤痛在当时人的诗文中留下了许多刻痕，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中写道：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，或举族而丧者。” 频发的疫病不只是影响华夏中土，影响曹操统一大江南北的步伐，它还溢出到遥远的地中海。日本学者上田茂树在他的《世界社会史》中说： 在东汉末年，中国有十一年间持续流行凶猛的疫病。这种疫病，经过中部及西部亚细亚，流传到了欧洲，在纪元第二世纪中，竟波及于罗马全部领土，在那医术还不曾发达的古代世界中，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，很难想象。因为出了无数死者，所以人又就非常稀薄，国民的气势也十分消沉……中国受了这个大打击，其影响也不下于罗马。由此秩序大乱，汉朝灭亡，迎来了长期分裂的时代。 赤壁之战前在曹军中大范围传播的所谓“疾疫”究竟是哪一种传染病，因为历史书写者缺乏医学知识，描写并不清楚，后世史家长期以来也并不关注这一问题。随着近代医学史研究的兴起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陆续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，可因为著史者在第一手记录时就丢失了大量的信息，后人只能综合战争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及各种相关因素，以间接证据去推断，主要的猜